简介：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整部电影明媚的，淡淡的，却又是轻松的，一双隐形的上帝之手真的可以轻易地将人间搅翻，再想到东航全部遇难…唉…
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个人第二部索伦蒂诺，风格和《绝美之城》差不多，内容又是另一个《罗马》或《阿玛柯德》，片名仍与马拉多纳有关，喜欢片头那个注脚，马拉多纳是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球员。
以为是马拉多纳的生平传记原来是个青春期成长故事（奶奶好酷哦 意大利美女真多 最后和导演那段对吼很有戏剧性啊好喜欢
夏天，头一次体会到湿透的衬衫在身上干掉的夏天，头一次想要抓起镜头记录下某刻的夏天，头一次感受到夕阳的温度的夏天。私人曼妙的年少回忆，或幻想，或现实，透过脑中的构建回顾，在银幕上还魂。感觉算是网飞出钱给导演进行私人创作最好的一部，意大利少年诸如那刻的故事通过大数据归类集总已经拍得太多，但这部仍是真正融入创作者感情的一部。
索伦蒂诺的那不勒斯美丽传说，宛如阿玛柯德之于费里尼，痛苦与荣耀之于阿莫多瓦，罗马之于阿方索，长日将尽之于戴维斯，相比这些伟大而又同样优秀的同行与前辈，索伦蒂诺电影独有的魅力，仍是他秉持了身为意大利最佳旅游宣传大使的创编能力，这座静谧而又活力四射的地中海城市，在陪伴少年体验成长酸甜之余，也让异国观者无比神往，正如片尾Pino Daniele的那首Napule è在索伦蒂诺的耳畔与记忆里回响：那不勒斯是一千种颜色，那不勒斯是一千种恐惧，那不勒斯是孩子们慢慢扬起的声音，你知道你并不孤单。是啊，只要一日有乡愁，我们就都不会孤单
导演的半自传故事，可能每个导演都有审视自己的欲望，会特别的真挚，很精彩的家庭戏，标准的家族群像，男孩的青春懵懂和意淫，以及戏剧性的变故。当然还赞颂了成长于斯的城市，意大利那不勒斯，又因球王而平添传奇。南意的绚烂多情，挣扎的成长经历，这大概就是索伦蒂诺的乡愁。
Napoli 没有故事吗？杭州没有故事吗还是邯郸市没有故事？但是今晚要跳舞明天要睡觉，这是青春的故事。
这个无限接近费里尼了啊，但我喜欢的索伦蒂诺好像是他不费里尼的那部分……
65LFF#1 索伦蒂诺拍出了属于自己记忆的《阿玛珂德》。第一个远景长镜头太惊艳了，纯粹的美。前半段出乎意料的轻松气氛，全场笑声不断，从中间段突如其来的直转急下，气氛逐渐游向迷茫缥缈。男孩的成长，性爱，友情，家庭，理想。当片中所抛出的难题一件一件被诠释(而非化解），男孩还是离开了家乡。“那不勒斯有许多故事可以拍成电影，为什么你非要去罗马。”但如果没去过罗马，又怎么能珍惜那不勒斯呢？有许多时候我以为导演会就此结束电影，但当画面移到男孩坐上去罗马的火车，道旁树枝光影打在男孩脸旁的车厢玻璃上，电影来到了它结束的最好节点。
典型欧洲现代片的样子，从建筑路景和人们的样貌打扮，年少气盛的少年配秤风韵犹存的徐娘，以及各种样貌的老年人，前半段集中在美好生活的叙述，有些桥段也很逗，变故发生后影片就进入了主角游离状态，整体片子属中上水准，但应该可以更好。
让我找回方向感
前半段有多快乐，后半段就有多忧愁，一辈子都在追赶费里尼
那不勒斯诚然有许多故事
前半段的欢笑与后半段的悲伤形成了强烈反差，关于命运，关于生活，关于成长，关于未来，关于电影导演，本片似乎有着费里尼的《阿玛柯德》的影子，也似乎有着保罗索伦蒂诺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但不是自传吧？
年初一看，看完突然想到今年是虎年，那是我大姐的生肖，可是直到現在，我還總是覺得我大姐是16歲，二姐14歲，而我是11歲。
这次少年托比奥的故事
上帝之手，用这个并未贯穿始终的意象当片名，太碎太散了，和《年轻气盛》一样，感觉什么都往里塞，那个穆斯林有什么意义吗。。。
电影嵌套电影，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透过镜头窥见那不勒斯的风土人情和导演本人苦乐交织的成长回忆。情欲、足球、家庭、死亡、性启蒙、故乡，人生需要多次“破处”，不谙世事的少年陡然成人，坐进火车踏上电影导演的新路程。前一个半小时沉闷欲弃，后四十分钟宛若新生。暮色霭霭笼罩的蓝色大海，纯净的哀伤扑面而来，生发掩面饮泣的冲动，想到成长总是这么极为相似。电影是逃离现实的媒介，电影是生活的罩壳，“通过我进入苦难之城，通过我进入永恒的痛苦，通过我你就能在迷失的人群中穿行”，伤口在冒血，艺术在萌芽，事后一根烟，“我”就这样长大，怀抱破碎的心，扎进未知的远方。一个导演一生中能拍出这样一部电影还有什么遗憾的呢？（ps：小提琴配乐很棒）
同样往《阿玛柯德》看齐，《诗无尽头》比这个好。
作者回头处理了少年自我与时代偶像的关系，通过身边人施加的影响解释过往自我各种选择……没有避忌欲望、模仿的冲动，而最终它们化为令法比托感受残酷现实的源泉动力，因此能呈现出复杂。相较具有类似小镇青年出走的剧情走向的《浪荡儿》来说，复杂的成长意味替代了悲悯与离愁。也许可惜的是千百味私人情感也很难填补后者的缺失，但与一个拥有「上帝之手」的时代对位的个体故事，呈现复杂是一种必然……吧。或因为始终克制的镜头运动与情感的复杂性无法带来当下共情，但这样的片子在之后的悠长体验中再被勾起是免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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